公司资本制度的现代化,专家谈工商登记制度改革的十大认识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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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工商登记制度改革的十大认识误区

《公司资本制度的现代化》,邹海林、陈洁主编,305千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

认缴资本制的改革,对我国既有的公司法理论和司法实务产生重大影响。本书围绕公司资本制度的发展历程、公司资本的功能、公司资本制度的类型、公司资本的管制放松以及认缴资本制框架下的公司债权人保护等方面,力求在内容、理念和制度运作三个层面对我国的认缴资本制的落实与完善,做出具有创新意义的回应。本书为我国公司资本制度改革后的最新研究成果之一,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显著,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权威性。

全面深化工商登记制度改革,落实认缴登记制,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由企业年检制度改为年报公示制度,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改革决策。为确保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在全国范围内顺利进行,有必要澄清社会上的一些认识误区。

作者简介

一是工商登记制度改革仅鼓励投资创业,忽视了交易安全。实际上,此次改革不但没有忽视交易安全,而且创新了债权人长效保护机制。法乃公器。负责任的立法者必须公允对待公司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包括但不限于投资者、债权人与劳动者。投资创业与交易安全同等重要。二者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与冲突。投资鼓励措施往往要求放松对公司资本制度的严格管制,但在客观上也会对债权人保护带来新挑战。此次改革强调统筹兼顾,既鼓励投资活动,也关注债权人利益。在创新债权人保护机制方面,既健全了事先风险防范机制,也注重强化事后权利救济机制。例如,《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强调构建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体系,完善信用约束机制,强化司法救济和刑事惩治,发挥社会组织的监督自律作用,强化企业自我管理,加强市场主体经营行为监管,是宽进严管兼顾、兴利除弊并举的改革举措。

邹海林,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二是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制度的废除会导致“一元企业”泛滥。法定最低注册资本制度不仅阻止了诚信的中低收入者设立公司,而且无法预防失信投资者通过虚假出资和抽逃出资形式设立空壳公司。外强中干的法定最低注册资本无法为债权人提供充分担保,还会沦为失信投资者逃债的护身符。美国上世纪70年代前虽有法定最低注册资本制度,但因债权人保护效果不彰,严重抑制了投资活动,而在各州陆续废除。为弘扬公司自治精神,鼓励投资创业,我国废除了法定最低注册资本制度,授权股东自主确定公司注册资本。虽然股东有权注册“一元企业”,但为展示自身雄厚的资本实力与信用,通常不会满足于注册“一元企业”。理性债权人一般也会对“一元企业”保持应有的警觉。2014年3-6月,全国新登记注册的“一元企业”有383家。“一元企业”的出现非但坏事,反而彰显了我国营商环境的自由度与包容性以及“法无禁止即可为”的法治精神。“一元企业”固然合法,但不宜提倡全民创设“一元企业”。为维护金融安全,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规定的27类公司仍要严格遵守最低注册资本制度。

陈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三是在注册资本实缴制改为认缴制以后,投资者可以随意认缴天价注册资本。实际上,股东在公司成立之后必须按照公司章程记载的资本缴纳时间、金额与方式等,及时足额地缴纳出资。从法理上看,股东认缴注册资本的行为构成了对社会公众与广大潜在债权人的承诺。倘若公司资不抵债、陷入破产偿债程序,认缴天价注册资本的股东必须在承诺认缴注册资本的范围内对公司的债权人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资本认缴制度下的公司实际上是“保证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以其认缴注册资本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建议广大投资者在认缴注册资本时量力而行,适度承诺,理性认缴注册资本,及时足额实缴注册资本。据统计,今年3-6月,全国新登记10亿元以上的企业仅有428家。因此,改革以后不会滋生大量虚报天价注册资本的公司虚设泡沫。

本书序言

四是投资者只要承诺在公司成立百年后再实缴天价注册资本,在有生之年就没有实缴出资义务。在当前公司登记实践中,已经出现了承诺出资期限过长的问题。如苏州某贸易有限公司延长出资时间至2061年10月,届时公司有的股东已超100岁。在通常情况下,股东按照章程中约定的出资金额、方式与时间履行出资义务。承诺的实缴出资期限到来之前,股东没有义务提前履行出资义务。但是,这并非绝对。在公司进入清算程序以后,股东承诺的实缴出资期限虽然还未届满,但该股东的出资义务视为提前到期。因为,股东认缴出资的承诺不仅在股东之间产生拘束力,而且在股东与公司甚至公司的债权人之间产生了法律效果。因此,公司进入清算程序可视为股东实际缴纳出资的义务已经加速生效。在破产清算程序启动后,资不抵债的公司无法全额偿债,股东的出资义务更有必要视为提前到期,以提高债权人的获偿比例。在普通清算程序启动后,虽然公司的剩余资产总额足以偿债,但公司的每位特定债权人能否获得足额清偿并不确定,股东的实缴出资义务也必须加速到期。如果债权人足额获偿,股东可按其实缴出资比例分取剩余财产。例如,股东承诺在公司成立后100年实缴出资1000万元,公司成立三年后就因资不抵债而被债权人提起破产还债程序。在此种情形下,股东必须提前将97年之后才到期的1000万元出资义务履行完毕。这是契约精神的起码要求,也是公司制度严肃性的体现。

2013年12月28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决定,全面改革了我国实行长达20年之久的公司资本制度。本次修订《公司法》最主要的内容,是取消了法定最低注册资本限额和实缴资本的规定,实行较为宽松的认缴资本制。这是一次特别值得纪念的《公司法》改革事件,因为这次公司资本制度改革几乎是在公司法理论尚未有足够预见的情形下完成的,这就为我国公司法理论和司法实务如何面对这次公司资本制度改革提出了许多新课题。

五是一人公司股东法律风险最低,甚至是可以高枕无忧的公司组织形式。一人公司产权归属明确,决策与执行程序灵活简便,可以避免股东之间的股权纷争与公司治理僵局。加之此番改革取消了一人公司10万元的最低注册资本限制,一人公司备受广大投资者青睐。例如,3月份在江苏省登记的一人公司有8092户,同比增长137.3%。股东选择一人公司固属投资自由,但本身亦有法律风险。根据2013年《公司法》第六十三条,“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此即法人人格滥用推定制度。倘若一人股东能够自证清白,可以免于对公司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倘若一人股东不能慎独自律,致使个人与一人公司的财产混同、人格混同,一人股东的连带责任风险就会到来。

在公司法制度的构造方面,我们一直有放松管制的发展思路。放松管制不仅是一个理论命题,更是一个实践的价值判断。我国的公司法理论研究对此始终予以高度关注,但理论研究所思考的问题似乎总是对放弃管制的程度有所顾忌,尤其是在资本制度的改革问题上,“交易效率与交易安全”的讨论始终没有停止过。这一次的公司资本制度改革,在放松管制方面还是比较彻底的,是否意味着在制度选择上“交易效率”优于“交易安全”?事实上并不能得出这个结论。因为我们的法律制度设计无论如何不会以牺牲交易安全来换取交易效率。所以,我们似乎应当回过头去检视我国的公司法理论研究的立足点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我们的研究方法是否存在问题。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以“公司资本制度的现代化”为题,在理论和实务层面试图对这次公司资本制度的改革做出回应,以推动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与发展。在这里,我们并无意表明一个立场:这次公司资本制度的改革已经实现了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现代化。我们只是想表达一种意愿,放松管制的公司资本制度是公司法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的公司资本制度改革顺应市场化的发展轨迹,正处于公司法制度现代化的过程中,什么时候公司法的制度构造真正做到了“恰到好处”的放松管制,我国公司法的现代化进程也就差不多了。

六是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无实际用处。“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灯泡是最有效的警察”。强化企业的信息披露义务,尊重与保障交易伙伴与公众的知情权,提高企业信用信息的透明度,是维护交易安全的最为有效的基础性工程。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尤其是最低注册资本制度的设计,旨在事先为债权人提供预防式保护。但由于该制度无法从根本上消除投资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加之公司信用信息的严重不透明,此种事先预防机制在实践中经常失灵。相反,即使债务人公司的注册资本微薄,股东认缴的股权资本亦未缴纳完毕,债权人只要能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采集与分析债务人公司的资本信息、财务状况、经营情况及其他信用信息,也能睿智地选择诚信交易伙伴,淘汰失信公司。因此,公司注册资本认缴制的确立与最低注册资本制的废除并不必然损害债权人利益。换言之,债权人保护的关键在于债务人公司的透明度及其公信力。这就需要建立理性债权人教育制度,提高债权人自我保护意识,增强债权人获取与分析公司信用信息的能力,降低信息搜索与加工成本,彻底破除对最低注册资本制度的迷信与过度依赖。为鼓励公司诚信经营,遏制公司失信行为,降低交易成本,控制交易风险,《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强调构建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体系。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与国务院《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gsxt.saic.gov.cn/)已经正式开通。任何公众和债权人皆有权免费、快捷地查询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的相关信息。

改革后的公司资本制度正在经受现代市场经济环境的检验,因为这个制度融入了更多的市场化元素。长期以来存在的有关公司资本制度的争论,都源自对公司资本的功能认知的差异。我国公司法理念始终在坚守一个所谓“资本三原则”的说法,立法和司法实务均按照“资本三原则”的模式来确定和运行我国的公司资本制度。这次公司资本制度的改革,事实上对我国公司资本制度存在的正当性进行了重新定位,在资本制度构成的形式上已经难以找到“资本三原则”的原有面貌,在实质上似乎也拆除了“资本三原则”固有理念的根基。如何在理论上合理诠释公司资本的功能,与构建具有生命力的公司资本制度具有正相关性。在《公司法》重构的认缴资本制框架下,我国公司法理论和司法实务对基于“资本三原则”的各种理论推演和实务操作,确有必要进行适度的反思。我们选取了专题“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变革”、“公司资本的功能定位”、“公司资本制度的类型化路径”以及“公司资本形成中的国家管制边界”,试图在理论和实务上对我国改革后的公司资本制度的诠释进行一番梳理。在这个梳理过程中,比较法的研究不可或缺,我们选取了“公司资本制改革的比较法分析”和“美国公司资本制度的经验”两个专题,以为梳理和认识我国的公司资本制度的补充。

七是工商登记制度改革仅是工商部门一家之事,与其他部门无关。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工商登记制度改革是党中央与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事关政府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的成败,事关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塑,事关经济体制改革的命运,事关社会公众的福祉。因此,全面深化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必须强调全国一盘棋。工商部门应继续在改革中积极作为,其他政府部门也应开拓履职,勇于担当。按照建设服务型政府和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切实消除监管盲区,提升监管合力。例如,我国当前的企业信用信息体系建设存在碎片化现象。既有国家工商总局的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也有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基础信用数据库,还有民间征信机构的征信信息系统。建议把产品质量、食品安全、工商登记、税收缴纳、工资支付、社保缴费等信息纳入诚信体系建设,实现诚信体系从碎片化到完整统一的过渡,以降低社会诚信风险。当务之急是,以工商部门的经济户籍库为基础,全面深度整合工商部门、央行、税务、公安、海关、法院等国家机关的各类诚信数据库,早日实现公司各类诚信建设数据库之间的互联互通与无缝对接,最终建成全国统一的跨地域、跨部门、跨产业、信息共享、快捷高效的公司信用信息数据库。又如,虽然工商部门在今年取消了年检要求,但有些行业监管部门仍然要求公司提交带有工商部门年检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因此,扭转政府部门之间的相互掣肘与协调不畅,迫在眉睫。

公司资本制度改革后的认缴资本制,肯定了公司注册资本的股东自治属性,取消了国家对注册资本的管制。我们应当如何使用中国语境来认识认缴资本制,如何以解释论的立场回应我国《公司法》重构的认缴资本制所提出来的各种问题?我们以为,我国司法实务在理念和制度的运用层面,应当摆脱过去形成的公司资本制度的路径依赖,充分认识注册资本的股东自治属性,尽可能地避免将注册资本与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保护挂钩;以此为基础,围绕认缴出资的法律效果,处理好股东与公司、股东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我们选取了“有限责任公司的隐名出资问题”和“重整程序中的未实缴资本问题”两个专题,就认缴资本制框架下的资本法律关系的调整做了些许尝试。同时,改革后的公司资本制度在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方面,似乎已经没有什么作用可以发挥了,但这并不表明我国公司法的现代化进程降低了对公司债权人利益保护的期望和水平。注册资本原本就不具有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功能,在公司法上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不能依赖于注册资本制度的已有工具,而应当充分挖掘法定的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的特有制度的价值,诸如“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等制度。当我们认识到公司的注册资本不能实现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期望时,充分利用公司法上以维护交易安全为目的而构造的强行法制度,以实现对公司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将成为一种常规路径。我们选取了专题“债权人强制保护公司法规范的演变”、“董事对公司债权人的责任”、“不当关联交易的司法救济”以及“抽逃出资禁止制度的嬗变”,以强调公司资本制度的改革不会削弱法律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水平,反而会提升法律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水平。

八是“先证后照”模式改为“先照后证”模式仅仅是办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与申请行政许可顺序的简单位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重申,要“推进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削减资质认定项目,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企业投资项目,除关系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外,一律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策,政府不再审批”。因此,“先证后照”制度向“先照后证”制度的改革,绝不是审批制度与登记制度在时间维度上的简单机械位移,而是全面削减和约束政府审批权、全面重构公权力、提升政府公信力的重大制度创新,蕴含着改革创新的巨大正能量。首先,“先照后证”制度可以提升公司的存活率,降低公司设立成本,促成公司尽快开展商事活动。该制度有助于确保发起人或股东在最短时间内从公司登记机关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企业法人主体资格,进而名正言顺地与利益相关者开展经营活动,从事获得行政许可之前的其他开业筹备工作。即使在获得特定市场主管部门的行政许可之前或者公司最终未能获得行政许可,公司仍然可以开展法律法规不禁止、且不属于行政许可范围的其他经营活动,从而鼓励公司生产商品、提供服务,创造和积累财富。其次,“先照后证”制度可以倒逼行政审批部门的审批制度改革。此即“先证后照”制度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公司登记机关全面提高公司登记效率、快捷发放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改革举措和巨大成效必然会倒逼和引发行政审批部门的一系列审批制度改革。建议审批部门积极推进三大改革举措:一是大幅取消阻碍投资创业的行政许可项目,严格限定负面清单的外延,从制度上消除钱权交易的腐败土壤;二是对于需要保留的行政许可项目自证清白,主动论证保留行政许可项目的必要性、正当性、合法性和可操作性,并主动征求消费者、投资者与专家学者的意见;三是对已经被法律确认为必要、正当的行政许可项目,全面提高审批效率,缩短审批时限,实现网上审批。

我们深深地知道我国公司法的发展和进步,更加知道公司法理论数十年来的研究富有建设性,司法实务积累了众多的实践经验。我们正是利用了这些成果和经验,尝试性地对我国改革后的公司资本制度发表了我们的意见。这些意见或有缺漏,尚望学界同人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九是股东在公司成立后可以无所顾忌地虚假出资与抽逃出资。为推动投资创业活动,缩小刑罚的适用范围,避免虚假出资罪、虚报注册资本罪与抽逃出资罪的滥用,全国人大常委会2014年4月24日通过了《关于〈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的解释》,对实行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认缴登记制的公司的适用范围问题,解释如下:“刑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九条的规定,只适用于依法实行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的公司”。这意味着,“两虚一逃”的罪名依然保留,但仅适用于依法实行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的公司,而不适用于认缴登记制的公司。但实行注册认缴制的公司推行除罪化改革之后,瑕疵出资与抽逃出资的股东的民事责任与行政处罚仍不能免除。因为,新《公司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第二十八条规定:“股东不按照前款规定缴纳出资的,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公司法解释》第十三条与第十四条也规定了瑕疵出资与抽逃出资股东对公司债权人的补充清偿责任。因此,虚假出资与抽逃出资的除罪化改革并不意味着虚假出资与抽逃出资的零风险。广大投资者对此不可不察。

邹海林 陈洁

十是年检制度被年报制度取代后,公司可以肆无忌惮地在年报中造假。为了终结工商部门对公司信用予以信用背书的历史,鼓励公司慎独自律,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自身信息,此次改革取消了公司年检制度,并代之以年度报告制度,公司应于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公司登记机关报送上一年度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示。公司年报披露的信息应当具有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与合法性。不仅工商部门有权随机抽查,公众也有权监督举报。在年报中弄虚作假的公司既要承受行政处罚,也将被载入经营异常名录。超过三年拒绝修复信用的,将永久载入经营异常名录,并列入严重违法企业黑名单。因此,年检制度改为年报制度并未削弱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

2014年11月6日于北京

本书目录

专题一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变革/001

一公司资本制度概说/001

二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改革路径/002

三严格的法定资本制/003

四缓和的法定资本制/013

五认缴资本制/017

专题二公司资本的功能定位/033

一公司资本的法律意义/033

二公司资本的功能/037

三公司资本的功能扩张/042

四公司资本制度的功能限定/047

五公司资本的功能回归:认缴资本制的作用/051

专题三公司资本制度的类型化路径/053

一公司资本制度类型化概览/053

二法定资本制/054

三授权资本制/066

四折中资本制/074

五公司资本制度类型化的中国语境/080

专题四公司资本形成中的国家管制边界/083

一公司资本制度领域中的国家管制/083

二资本形成制度中的国家强制边界的确立及其意义/097

三理念与制度的展望/109

专题五有限责任公司的隐名出资问题/112

一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113

二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出资/114

三隐名出资的当事人/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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