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混合全体制经济论纲,战术理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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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用“战略理性思维”来研究中国的改革和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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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研究》高层论坛上的发言

常修泽 (进入专栏)
 

各位老师,各位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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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出一个问题与大家讨论:如何用战略理性思维来研究中国的改革和政治经济学?关键词是“战略理性思维”。

  

我谈四点看法。

  
〔摘要〕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根基是”基本经济制度”,此为2.0版的”实现形式”。从产权关系分析,混合所有制经济是股份制经济,但并不是所有的股份制都可列入。其内涵可以界定为”两个层次,一个多元”,即重要领域和微观主体的”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异质产权多元化(”异性恋”)是主旋律,同质产权多元化(”同性恋”)是协奏曲。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基本理论支撑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与现代市场经济相互兼容的”结合论”。如果说”结合论”是”皇冠”,混合所有制则是”皇冠”上的”明珠”。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具有双重目标,既”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实现”保值增值”,又促进包括民营经济在内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国民财富格局,不仅要看”流量”指标,更要看全部国有资产的”存量”指标。”积极发展”与”稳妥推动”并不存在矛盾,更不存在所谓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变调”的问题。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具有深厚的国内外背景,要用”包容性改革”新思维看待混合所有制经济问题。从更广阔的视野审视,中国混合所有制经济在发展中,尚有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继续探索。

第一点,用“战略理性思维”,必须尊重历史,尊重事实。

   〔关键词〕混合所有制;问题;探索

最近,为总结中国改革开放40年,有关方面出了一套丛书(共13部,今天与会的张卓元先生为编委会负责人之一),其中,按研究专长责成我负责撰写《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40年》一书。经过我和我的研究团队在过去40年研究积累的基础上干了两年多,终于在今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出版、发行。

  

写作中,我深深体会到,要用战略理性思维来研究中国的改革问题,首先要尊重历史,尊重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在书中,我引用了习近平同志的一句话:“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它忠实记录下每一个国家走过的足迹,也给每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提供启示。”这里的精髓是“忠实记录”。

  
一种”实现形式”,一种新的、被称为”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混合所有制经济,正在中国大地崛起并发展。它不仅是新阶段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头戏”,而且从更大范围看,将成为整个所有制结构性改革的新趋势。

在书中我力求按“忠实记录”来要求自己。写成绩,“不虚美”;写问题,也“不掩饰”。特别是对改革历史上的一些符号性人物尽量还原本相。如1978年11月24日小岗村18户农民的“大包干”手印,以及今天《新闻联播》播的中国“10101号”工商营业执照的领取者温州人章华妹等等。对他们在改革史上的作用,都“忠实记录”下来,并有相应的评价。

  
如果说,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当代经济学的”皇冠”;那么,混合所有制经济,则是这顶”皇冠”上的”明珠”。

但也有的进展不太顺利。如,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第一声炮响”是哪里开始的?是四川。1978年10月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12月18日召开的),他们10月份就下达了“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的试点文件,体现了四川省委和四川人民的一种历史主动精神。

  
为什么说混合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论”皇冠”上的”明珠”?对这颗”明珠”,从理论上应该把握哪些基本认知?在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发展中,中国人民能够获取这颗”明珠”吗?特别是在未来阶段的改革中,如何保证这颗”明珠”不致”变形”或者”失色”?这是时代提出的重大命题。本文拟对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若干基本问题进行讨论,提纲挈领地阐明笔者的看法,故曰”论纲”。

大的事件写上了,但是在写符号性的“代表人物”的时候,我遇到了麻烦。5月3日,在有关部门请我谈如何总结中国改革40年的时候,我建议:我们能不能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年这样一个历史时刻,很谨慎地、理性地、稳妥地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现在大国博弈激烈,应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民族内部矛盾能化解就化解。对一些在改革史上起作用的人物,应该像习近平同志说的那样:“忠实记录”。一句话,“历史不能只露半边脸”(我在《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中国所有制结构改革40年》写了这句话)。

  

第二点,用“战略理性思维”,必须走自己的路,坚持两个“不拘泥于”。

   一、关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基本认知

中国40年的改革,既不拘泥于传统的或称“经典的”体制模式,也不拘泥于当代西方某些国家的现存模式,而是用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当代一种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新体制的探求。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创举。

  
任何论著必须对其研究对象”是什么”要有清晰的、准确的认知。对于混合所有制经济这一新生事物更是这样–尽管在”混合”的名头下,事物本身具有相当程度的”复杂性”。

这种探索是需要理论勇气的。这里顺便回顾一件《经济研究》编辑部支持探索的往事。1989年下半年之后,中国的理论界和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否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错误思潮。谷书堂老师带着我写了篇《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论纲》,《经济研究》编辑部顶着当时的政治压力,在1990年的第6期全文刊发,并且特意放在《经济研究》的卷首。《新华文摘》当年第9期全文转载。《经济研究》编辑部表现了难得的理论勇气。

   (一)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根基”

这个问题,即“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到今天还是很复杂的,并未完全解决。怎么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我的基本看法就是,老老实实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坚持两个“不拘泥于”:第一,不拘泥于传统的,包括前苏联所谓“经典的”理论模式;第二,不拘泥于发达国家现行的理论模式。用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研究我们的政治经济学。

  
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根基是什么?如果用简洁的文字来概括,就是六个字:”基本经济制度”;如果说的更完整一些,十个字:”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第三点,用“战略理性思维”,必须寻求“特”与“共”的有机结合。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在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命题时,明确指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1〕

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里面的关键字是个“特”字。但是,这只是一个方面;同时,按照十九大精神,还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里面的关键字是“共”字。这就带来一个“特”和“共”的关系问题。

  
就在同一个《决定》中,对”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及其重要地位做了经典论述:”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请注意这里的”根基”二字。既然”基本经济制度”的定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那么,也完全可以说,”基本经济制度”是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根基”。若离开了”基本经济制度”这个”根基”,混合所有制经济将无从谈起。

“特”和“共”的各自内涵如何把握?我认为,这两个“核桃”还没有砸开,特别是,如何找到二者的内在联系,做到特中有共,共中有特?现在能讲清楚的文献还很少,探索空间很大。

  
自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以来,中国政界商界和学术界占居主流的声音,是认同”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但是,也有另外两种截然对立但都否定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观点,一种认为,搞混合所有制经济是稀释和削弱国有经济,是”动摇国本”,搞所谓”全盘私有化”;另一种则认为,搞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吞并民营经济”,搞”新的公私合营运动”,是”试图恢复国有经济的一统天下”等等。

建议:把国内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研究和国际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结合在一起,把“特”和“共”整合起来探讨。要融合起来,既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肯定是有些人类共同的东西在里面,共同的规律在里面。我们的解释可以和别人有所不同,但无论如何不能说没有人类共同的价值取向。近几年人们回避、否定,个别人甚至批“人类共同的价值取向”,是不对的。怎么会没有“人类共同的价值取向”?否则,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没有根基了。

  
一般来说,对同一事物,人们认知上有差异、有分歧是正常现象,但是,对于混合所有制经济这样一种新事物,人们认知上如此”分裂”,如此”对立”,且”对立”得如此尖锐,还是超出了笔者的想象。

这个“特”和“共”怎么融合?怎么形成一个“特共一体”的政治经济学?在我看来,名字可变也可以不变,不变:还可以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但是它内涵里面一定要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的规律和共同的价值理念,也可以称“特共一体”的政治经济学。此题可以进一步讨论。

  
这不禁使人想到了鲁迅先生论《红楼梦》的一句话:”《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2〕那么,依您的”眼光”,在”混合所有制经济”这部书中,您”看见”了什么呢?

第四点,要“战略理性思维”,必须在“根基论”的基础上推进“包容性改革”。

  
就学术理论而言,围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不同意见、不同观点是完全可以争鸣的,对”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中的内在规律更是需要探索的,但是,对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根基”–基本经济制度的基本认知、基本判断,则是可以厘清的、可以肯定的:

《包容性改革论》是我2013年出版的一部经济哲学著作。我们下一步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一个重要命题是怎么样在“根基论”的基础上来推进包容性改革。

  
第一,中国不会是”全盘私有化”的所谓”天堂”,也不会是民营经济(不论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民营经济)的”坟场”。

宪法和中央文件都写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们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根基”,是“重要支柱”。在这个根基基础之上,我们现在的经济包括公有经济与非公有经济。问题是,怎么科学地、理性的来把握这两种经济形式?我在《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一书中引用了马克思的一段话,他说世界是“千姿百态”的,“玫瑰花”和“紫罗兰”各有自己的芳香。在我看来,中国的国有经济、中国的民营经济,一朵是“玫瑰花”,一朵是“紫罗兰”,各有自己的芳香。不知大家是否能认同这种
“思维”?

  
第二,中国不会是”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乌托邦,也不会削弱”公有制为主体”(包括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这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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